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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失孤》原型郭刚堂:寻亲家庭团圆后需要自舔伤口

发表时间 2021年12月08日 19:41    浏览量:70

  央视网消息(记者 王静远):12月6日,电影《亲爱的》原型孙海洋找到失散14年的儿子,好友郭刚堂为孙海洋发去祝福。郭刚堂,电影《失孤》原型,一个同样丢了孩子的父亲。今年7月,郭刚堂终于见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郭振,认亲仪式上,一家人抱头痛哭。

 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,郭振找到后,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都跳过了中间空白的那些年。至于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磨难,郭刚堂只字未提。他不想纠结于过往,让孩子伤感和尴尬。“我们应该和孩子聊以后,以前重要吗?那些都过去了。”

  幸福的起点

  51岁这年,郭刚堂迎来了人生幸福的起点。

  旁人都看得出来,老郭家碰上喜事了。郭刚堂的眉头再也不像“小梅花”一样总皱着,走在路上突然就哼起了歌,聊天时也会时不时地跟对方开个玩笑,而且他还有了“幸福肥”——郭振找到后的3个多月里,郭刚堂胖了8斤。

  还有些变化是外人看不到的。从儿子找到的那天起,郭刚堂晚上睡觉时拥有了“关机自由”,过去24年,他的手机总是保持24小时开机,生怕漏掉跟郭振有关的任何一条消息。

  郭刚堂也开始学做饭了,他常去逛菜市场,对最近的菜价了如指掌。多年来藏在这个家庭深处的裂隙,迫切需要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去填补。以前家里吃饺子,他总帮不上忙,前不久他刚学了擀皮儿、和面,打算学会后跟家人们“露一手”。

  

  (郭刚堂在环城湖边的角亭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妻子张文革也变了,肩膀疼的老毛病忍了很多年,但她从来都不舍得花钱看病,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去医院。夫妻俩现在总是互相提醒着要多多锻炼,搞好身体,“以后郭振成了家,我们还得帮忙带小孩呢”。

  早在今年7月公安部召开发布会以前,郭刚堂就得知了找到孩子的消息。当时,职能部门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,“他问我:‘郭大哥,这些年你发现了多少个疑似郭振的孩子?你帮多少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人?’”没等对方把话说完,郭刚堂立刻反问道,“我孩子在哪里?”

  “很简单,这就是让你在发表获奖感言呢。”郭刚堂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虽然对方称信息仍在核查中,但他十分确定,“百分之百我孩子找到了”。

  

  (今年7月公安部召开发布会介绍郭振被拐案破获情况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由于案件尚处于封锁阶段,郭刚堂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。有一次家里没人,他坐在沙发上哭了一整天,他想起郭振走失后脱轨的自己和家庭,想起那些摩托车曾飞驰而过的角落,直到傍晚听到钥匙扭动门锁的声音,他才回过神来去洗了把脸。

  但更多时候,郭刚堂的心里是被巨大的幸福和感恩充盈着。傍晚在湖边溜达时,他的步子不由就轻快了起来,走着走着还哼起了三十多年前的老歌,“我的心在等待,永远在等待……”那十多天里,他一个人独守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,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和即将重逢的小郭振。他享受这样的二人“独处”时光。

  不久后,DNA鉴定结果出来了,他将消息告诉妻子。起初妻子不相信,给她看了鉴定报告后,她变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,过了近一个小时才平复下来。“我笑她,别孩子找到了你人变傻了,她说她做不了主,哭和笑她自己都控制不住。”

  当年郭振是在妻子眼皮子底下丢的,这么多年妻子始终没办法原谅自己。尽管平日里两个人都刻意避开不提,但这道口子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愈合。自责、痛苦、孤独、失望,缠绕在这对父母内心深处的纽结,都在找到郭振后的那一刻迎刃而解。郭刚堂感觉妻子像变了一个人,喜欢跟他开玩笑、逗乐子,“我们家突然一下子完全就好了”。

  这个家里真正地有了生活气息,“这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”。过去他最害怕过节,看着别的家庭其乐融融,而自家饭桌上却总有一副空碗筷。郭家从未有过全家福,哪怕春节也寻不见一丝红色,因为“总是少一个人”。

  

  (郭刚堂写给警方的信中提到盼望自己伤痕累累的家庭能重温天伦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认亲会之前,郭刚堂去理了个发,夫妻俩给郭振准备了一个万元大红包,这对于仍在负债的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认亲后他们常和郭振聊天、视频,天冷了提醒他加件衣服。今年7月河南暴雨,郭刚堂把在各平台直播打赏的收入都捐给了当地驰援河南的救援队,他给郭振发消息,叮嘱孩子注意安全。妻子工资不高,但还是给郭振准备了换季的新衣服。

 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,郭振找到后,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都跳过了中间空白的那些年。至于自己这些年经历过的磨难,郭刚堂只字未提。他不想纠结于过往,让孩子伤感和尴尬。“我们应该和孩子聊以后,以前重要吗?那些都过去了。”

  一个父亲的救赎

  郭刚堂口中那些不重要的过去,却是外界眼中他身上最重要的标签。

  “他是寻亲大王,我们聊城的名片。”同一个小区的老人一看到有摄像机,就知道又有人来采访郭刚堂了。走在聊城的街头,他常常会被路人认出来,路边骑着电动车经过的大姐,瞥见他之后赶忙把车掉了个头,人还没从车上下来,一声满带笑意的“恭喜”先传了过来。虽然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叫出他的全名,但都知道他是“那个骑着摩托车找孩子的”。

  

  (路边偶遇的大姐邀请郭刚堂一起合影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之前几次骑车都是媒体要求他重现当年的骑行场景,他心里不情愿,“这就是在演”。但一想到如果这样的镜头能够让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,他愿意演。一骑上车他总会想起以前的日子,漫漫寻子路上这位老友就像沉默的听众,吸纳了自己所有的痛与泪。

  时间回到1997年。2岁的小郭振在屋外玩耍,一个陌生中年女人走近,用毛巾给郭振擦了把脸,就把他抱走了。夫妻俩发动身边所有亲友进行地毯式搜寻,徒劳无功,于是郭刚堂骑上摩托车,决定天涯寻子,“我也知道非常盲目,但我那时真的没得选择”。

  一辆摩托车,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,一沓寻人启事,两面印着郭振照片和信息的寻子旗,两件换洗衣服,这是郭刚堂的全部家当。

  再后来,家当里又多了一挂妻子做的雕刻葫芦,这是聊城的传统工艺品。为了找孩子郭家不但花光了家底儿,还欠下三十多万元债。2002年,有一次郭刚堂去亲戚家串门,无意间听到两口子的对话,“要是刚堂没借咱们家的钱,咱们也不用再去借钱了”。那次之后,他开始边找孩子边卖葫芦还债。

  从山东聊城出发,北到漠河,南到海南,十多年的时间里,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,行程超过40万公里。在郭刚堂天涯寻亲协会的办公室里,有一张地图,上面画着红点的位置,都是他曾骑行到访的地方。

  

  (标红点的是郭刚堂曾骑行过的地方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某种程度上,郭刚堂将骑行寻子的选择,视为和前半生的自己的决裂。

  在那之前,他是同村人眼中最出息的后辈之一。那时候年轻人最爱听费翔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,大家的心里都热血沸腾。他是个不惜力气的人,脑子活又肯吃苦,在上世纪90年代末,家里已经有了几万块存款和两辆拖拉机,而且每天还有一两百块的进账。

  1996年,郭刚堂打算开一个旱冰场,然后在附近建个小吃一条街,当时聊城还没有人做过这门生意。他联系好了场地和旱冰鞋的厂商,摩拳擦掌,准备大干一场。用他的话说,那个年代机会好,处在风口上,“你不管做什么都能成”。

  第二年,眼看着旱冰场的审批流程就要走完了,儿子丢了,他心里的这把火也被浇灭了。

  在那之后,他的体面和尊严,都没了踪影。为了找孩子他一路求人,明明高兴不起来,还要赔着笑脸。被街头混混挑衅、为了省钱借宿在寺庙道观、在内蒙古的荒野里一个人蹦跶着取暖挨到天明、在大别山里被风雨拍到悬崖边的水泥桩上,多年后再讲起这些,郭刚堂脸上带着淡淡的笑,平静得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。

  2009年,郭刚堂骑行到南京,在夫子庙附近发寻人启事。一位遛鸟的大哥路过,得知他的经历后,劝他尽早放弃,“都十几年了,你还有必要找吗?你儿子见到你也不认识”。围观的人们议论起骑车寻亲的选择是否正确,这位大哥为此甚至跟其他人争吵了起来。站在人群中心的郭刚堂一言不发,“很多家务事你说不清楚对错,只能随着自己的心走”。

  

  (郭刚堂在为交警队拍摄公益宣传片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那些年,郭刚堂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,一半在外面骑车找郭振,一半在家里陪伴父母妻儿。身边不少朋友都劝他别再折腾,但他放不下。

  两个世界的拉扯如同天平的两端,家里这头团聚喜乐的时候,另一侧就会重重地沉下去——每当这时郭刚堂总会想起郭振,那个2岁半还走不稳路的小家伙有没有饭吃、有没有衣穿?——他过不了自己这关。所以下次再听到跟郭振有关的消息,他一脚油门又出发了。

  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,郭刚堂喜欢听身后的寻子旗在风中猎猎作响,他感觉郭振和自己在一起。“只有在路上,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”,那些年在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,唯有这样,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。

  摩托车和互联网

  郭刚堂之所以不愿停止骑摩托车,是因为放不下寻找郭振,“你找的话,起码还有找到和没找到这两种结果,但你不找的话,就只剩下一种”。

  改变的种子在2009年萌芽。那一年,郭刚堂到杭州参加寻亲大会,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。从杭州回家后,他加了很多寻亲QQ群,结识了许多素不相识又同病相怜的寻亲父母,大家在群里彼此安慰打气,分享全国各地的寻子信息。

  2012年,郭刚堂又离家骑了一万多公里,仍是一场空,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。返程路上,他重新审视这一路,寻子多年,他亲眼目睹了上百场车祸,有6个骑摩托车的当场死亡。这些年他在外面找,妻子在家里熬,少了他这个顶梁柱,家没家的样子。

  郭刚堂决定,不再出去了。

  2012年,他发起成立天涯寻亲网站,两年后,又组建聊城市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,从过去只找自己的孩子变成找大家的孩子。

  

  (郭刚堂在为交警队拍摄公益宣传片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这些年,郭刚堂配合相关部门收集、整理、比对寻亲信息,把十几年在骑行路上收集的上万条失踪儿童信息建了个寻亲数据库,后来这个数据库的范围又扩大到被拐卖的妇女、老年痴呆、健忘症、精神病、流浪乞讨者、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。

  协会和全国志愿者团队、出租车、救助站都建立了合作。此前一位河南的老人走失近两个月,他的家人将信息数据上传至网站平台,两分钟后,就在一家救助站找到了这位老人。

  “以前骑摩托车就像钓鱼,我只有一个鱼钩甩到水里,但现在好比一张网,网撒下去,能把整个水面罩住。”郭刚堂惊喜于新技术的力量,而过去他大海捞针般寻子的线索只有一个,孩子左脚上有一块小小的烫疤,那时的他总认为找不到孩子是因为自己“还不够努力”。

  有一次他骑行到泰安,晚上回招待所的路上,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,可能孩子就快回来了,“就像一层纸马上要被捅破,但总是差一点”。这一幕恰好被张富民的镜头记录了下来,张富民是聊城市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,从2009年开始拍摄郭刚堂寻子的纪录片。

  拍片子的那两年,张富民也总感觉“好像快了”,当时他最常跟郭刚堂说的一句话就是“老弟,就快找到了,不会太久”。今年7月,张富民来北京报道公安部发布会,出发之前他又把当年的纪录片找出来看了一遍。当看到郭刚堂坐在昏暗狭小的招待所房间里重复着那句“总是差一点”时,他落泪了。彼时的他们都没想到这个“差一点”竟是又一个12年。

  而彭三源导演的到访,又一次点燃了郭刚堂的希望。2015年3月,以郭刚堂为原型的电影《失孤》上映。上映当天他去了影院,还没等扮演自己的刘德华开口,他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。怕影响其他观众,他从座位离开坐到侧面通道的台阶上,不敢哭出声,他就咬着手指,把脸埋进膝盖。电影散场时灯光亮起,他发现手指肚被咬变形了。

  

  (郭振找到后电影《失孤》官方账号发布最新海报)

  《失孤》上映后,郭刚堂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,最多的时候有16家媒体同时来聊城采访。郭刚堂全心配合着媒体的所有要求,他需要媒体的力量,他心想说不定郭振看到报道以后就自己回来了。

  可是等啊等,还是没有郭振的消息。

  “那些年我老在想,明明什么方法都试了,怎么还是找不到呢?”这种“失望—希望—又失望”的死循环是郭刚堂夫妻俩过去多年的常态。郭刚堂原本是个急脾气,却在这趟苦闷的旅程中被磨得没了棱角,“就像沙滩上的小石头”。他的恨意也在一点点消退,跟别人介绍自己时总要先强调“我不是一定要把孩子带走,只是想确定他在哪儿,是不是还好好的”。

  这些年,哪里有热度,郭刚堂就往哪里跑。今年3月,他找到在网络上走红的“拉面哥”,去他家里一起直播,请他帮忙找郭振。但依旧没有收获。

  

  (郭刚堂在拉面哥家一起直播)

  心烦的时候,郭刚堂喜欢一个人在环城湖边坐着,最久的一次从早上5点坐到晚上9点,他不想把坏情绪带回家中。“在每个明天到来以前,我都会对自己说‘也许明天,郭振就回来了’,但这个明天一直没有来。”

  团圆之后

  好在郭刚堂终于等来了这个“明天”。今年7月,电影《失孤》的原型找到了被拐24年的儿子,一场隆重的认亲仪式在网络上刷屏。

  人们感叹一个父亲漫长的寻子路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,又遗憾于这个结局似乎没有达到“最圆满”的程度——郭振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,郭刚堂也不打算追究养家责任。一时间,相关新闻的评论里随处可见对郭振的指责,甚至有网红跑到疑似郭振养父母家直播。

  形势愈演愈烈之际,郭刚堂挡在孩子前面,发声支持郭振的选择,接着就“消失”了。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,社交媒体也停止更新,为了躲避守在小区门口的记者和网红,他连篮球也不敢打了。他小心保护着郭振的一切私人信息,用沉默等待着热度的散去。

  郭刚堂想不通,明明郭振才是第一受害者,怎么竟然还会有人对他横加指责?“过去这么多年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轨迹,他又不是一个机器零件,直接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,照样可以正常运作。”郭刚堂皱起眉头,挺直后背,用手指敲打着桌面,声音突然高了起来,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”

  

  (郭刚堂还留着当年骑行的夹克、水壶和寻子旗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郭刚堂的朋友申军良,一个同样丢了孩子的父亲,他比普通网友更能理解郭刚堂,“作为被拐孩子的父母,我们最怕的是孩子过得不好”。申军良是“梅姨案”中被拐孩子申聪的父亲,他曾独自离家寻找儿子15年,2020年3月,申军良和妻子从济南出发,驱车近两千公里到达广州,将申聪接回了家。

  和申军良想象中的认亲现场不同,申聪看到他和妻子的那一刻,突然犹豫了,眼里噙着泪,小步子往后退着,双腿还在颤抖,一直嘟囔着“我要找哥哥,我要找姐姐”——警方将申聪从养家解救出来后,特意安排了两位最年轻的工作人员照顾他。

  申军良心里难受,他在外面找了申聪15年,被抢劫、被恐吓,甚至一度想自杀,但儿子看到自己后竟然会如此陌生、无助和恐惧,“甚至不敢接近我们”。

  也是在那一刻,这位父亲才意识到,找到孩子后,孩子和亲生父母所要面临的挑战其实更复杂,如果处置不当,很有可能形成二次伤害。申军良曾见过有的孩子找到后,把生父母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,“那些横亘在家庭中的裂痕,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亲仪式就可以消除的”。

  申聪回家后的一年里,申军良和妻子竭尽全力地想要弥补他,甚至有些时候忽视了两个小儿子。申军良是山东人,一家子都喜欢吃面食,但为了迁就申聪的“广东胃”,家里几乎顿顿都是米饭,吃了两个多月的米饭后,两个小儿子跟他说“真的快坚持不住了”。

  申聪每隔一两周就会和养家联系,每次看到那边打来电话或者视频,申军良就会从申聪的房间里出去,把门带上。申聪是养奶奶带大的,跟老人家有感情,有一次申聪跟他说要努力赚钱,以后每个月给养奶奶寄2000块钱生活费,申军良笑着回复“好,爸爸支持你”,但他的心里酸酸的,“毕竟他们是买家”。

  孩子没找到时,申军良一家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家“一刀一刀地削”,但申聪真的回来了,夫妻俩又担心如果把养家告进去,孩子得多难受,最终他们放弃了起诉申聪养父母。申聪找到后,申军良为了孩子户口和上学转学籍的事情与养家联系过,当时他心中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恨,“只是吃醋,他们霸占了本来属于我们的,陪着儿子成长的童年时光”。

  一年过去,申聪和家人越来越亲近,申军良还记得他刚回来时的小心翼翼,“像个不怎么走动的亲戚”。但申军良也发现,和儿子之间缺失的15年陪伴,是以后再多努力都难以弥补的。在面对申聪时,他就是无法做到像对老二老三那样“自然”,申聪如果犯了错,他总要思考很久该如何组织语言,才能不伤害申聪的自尊心,“但是我对老二老三就不会这样”。

  2016年年底,申军良在广东增城挨家挨户发寻人启事,又一次无功而返后,他去聊城见了郭刚堂。在郭刚堂家附近的饭店,两个失意的父亲聊着到底还有哪些没想到的方法,那顿饭吃的是水饺,两个人说说停停,吃了快2个小时。

  2020年3月,申聪找到的那天,郭刚堂给申军良打了电话祝贺他,那时的申军良终于回归了家庭,但郭刚堂还在路上。今年郭振找到了,郭刚堂也经历着申军良此前的“无奈和妥协”,“不是简单地说你找到了就是圆满,未必。只要孩子舒服,不管他选哪一方,我们认了”。

  

  (郭刚堂在环城湖边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面对如今前来采访的媒体,郭刚堂要先约法三章:不能去家里、不能采访家人、不能问郭振的具体信息。有网友说他是“二次失孤”,他知道大家是心疼自己,但他更害怕舆论会让这份失而复得的亲情再次疏远,“这才是真正的生离死别”。他只是一个想保护孩子的父亲,“应该是让我们一家人自舔伤口,逐渐修复这份骨肉亲情”。

  郭刚堂和妻子对如今的生活感到很满足,他觉得“老天待我不薄”,至少现在想郭振的时候就能跟他聊天、视频,郭振隔段时间也会回家里看看老人。就像妻子说的,“孩子找到了,以后就剩高兴的事儿了”。

  找答案的人

  郭刚堂的两个微信号里一共有9000多个好友,除了寻亲者,找牛的、找马的、找小三的、丢三轮车的、上吊自杀的,什么人都来找他。曾有一度郭刚堂觉得自己像个大垃圾场,但后来他发现这些人都是来“找答案的”,都是想有个人能听自己说说话、帮忙出出主意,“我这24年,又何尝不是为了找一个答案?”

  曾经有个寻亲者对郭刚堂说,“我希望你找到,又不希望你找到”。他们都怕郭刚堂找到自己的孩子后,就不再帮大家伙寻亲了。但郭刚堂不忍心撇下这些难兄难弟不管,总觉得不太厚道。

  

  (笔记本里记录着郭刚堂骑行路上收到的祝福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时至今日,他依然清楚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夜晚。那天晚上10点多,他骑到贵州都匀红果镇,摩托车灯坏了,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那是一条盘旋公路,没有路灯,所以对面一来车,他就得停下等着。就这么走走停停,过了很久,他发现后面有两束光一直跟着自己,他快光也快,他慢光也慢,回头一看是辆小汽车。随后有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从车上下来,对他说,“我看到你的摩托车灯不亮了,我跟着你是想给你照亮”,听到这话,他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。后来,这个小伙子一路把他护送到镇上,陪他去修车铺换了车灯,还请他吃了晚饭。

  寻找郭振这一路,郭刚堂没少受难,“但每当我纠结、抱怨、不平衡,甚至想自杀的时候,这两束光一直暖到我”。他觉得那些在路上帮助过自己的人,有可能这辈子只能见这一面,而回报这些善意最好的方式,就是成为在背后为他人照亮的人。这也正是他一直在做的事。

  最近几年,郭刚堂都在忙着开发一款AI寻亲软件,他曾跑遍北京、深圳等多个城市,去拜访国内顶尖的互联网技术公司,希望通过平台融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寻亲群体。他也常在短视频平台做寻人直播,观看量能达到几十万,“如果我不发声,那谁还能做成这个事?换作是你,你是会停掉还是继续做?”

  

  (郭刚堂协会开发的寻亲软件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这些年他一门心思全扑在寻亲上,变成了大家的郭刚堂,而成为符号往往意味着“小家”的退让。前段时间,郭刚堂的母亲做了个手术,有天晚上他在给母亲洗脚时,才发现母亲的脚趾在多年前已经全部变形了,“惭愧得不知说些什么”。

  妻子自虐式的节俭生活同样刺激着他。80多万元的外债压着,全家人的经济来源只有妻子帮别人带孩子不到3000元的月工资和杯水车薪的房租收入,而他非但没挣到钱,为了开发软件还自己搭了钱,“虽然起码的生存没问题,但我也想让我父母吃点好的,想让我孩子妈妈穿件好点的衣服”。

  采访当天刚好是今年电商节首日,两位头部主播当晚直播总销售额近70亿,听到这个数字后郭刚堂一脸吃惊,反复念叨“到底卖什么能挣这么多钱”。之前有朋友建议他搞直播带货,把流量变现,但他一直迈不出这一步,“我觉得这就像我在用这件事儿(寻亲)去赚钱,心里总有点不舒服”。10月中旬,他去了一趟上海,想开个馒头店,但是调研后发现当地馒头卖得并不好。

  郭刚堂正在慢慢地做减法,他希望能尽快回归生活,挣点钱让家里殷实起来。但现阶段寻亲工作依然占据着他大部分时间,在找到合适的技术公司之前,他还不能放手,“我才50岁,我赚钱过日子的事,还有大把时间,但这些寻亲家庭真的不能再等了。我等了24年,不能让他们等的时间比我还久”。

  

  (郭刚堂在环城湖边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)

  结局的圆满为过往的痛苦罩上一层滤镜。郭刚堂还留着当年骑行时的旧夹克和水壶,他想之后找个地方把之前骑坏的10辆摩托车都好好收集起来,“哪怕只剩个车架子也行,没事我就去擦一擦,坐上去回忆回忆呗”。

  采访当天,郭刚堂碰巧在为聊城市交警队拍摄公益宣传片,他又一次骑上了摩托车。在这之前他已经很久没骑车了,但身体还记得技巧和要领,戴上头盔,发动引擎,前脚他还在熟悉这款新车的功能,后脚嗖地一下便消失在了车流之中,他说这就叫“人车合一”。

  那天他走进一家摩托车行,跟老板打听新款车的价钱。他想等赚点钱以后,买辆摩托车,载着妻子去看看当年走过的地方。他记得在云南边境沿着国境线骑行的时候,天空离自己很近,胖乎乎的大云朵仿佛被踩在脚底,叫不出名的野生动物穿行在原始森林中,目之所及全是生命向上的力量。

  郭刚堂沉浸在回忆中,车窗外,暮色降临,环城湖上雾气蔼蔼。

  采访结束在周五的傍晚,碰巧赶上聊城的晚高峰,路边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堵起了长龙。郭刚堂拒绝了我们的晚饭邀约,他着急回家,妻子还在等他一起吃饭。

  来源:央视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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